近日，杭州西湖區市場監督管理局將《繳納罰(沒)款通知書》送到“最好炒貨”的方林富店里，上面確認“罰款人民幣20萬元，如逾期繳納，每天加處罰款額3%(6000元)的罰款。”

　　就違法的主觀性來講，方林富炒貨店應該不具有故意使用“最”字宣傳的故意。如此一個不算大的炒貨店，20萬是不小的數字，若當地普法宣傳到位，像方林富這樣在當地小有名氣的炒貨店，應該被宣傳教育到。

　　再說，“最好炒貨”只是在有限的外包裝袋上印制，并不是通過媒體、網絡等大肆宣傳，實質上并沒有多少廣告惡意炒作、形成多少實質傷害以及違法違規收入等，且是初犯也是首次被查。而按照我國《行政處罰法》，行政違法非惡意且輕微首次不罰，以教育為主。

　　而新《廣告法》雖規定了不得使用“最”等極限用詞做廣告，罰則中也明確了“廣告經營者、廣告發布者明知或者應知廣告虛假仍設計、制作、代理、發布的，由工商行政管理部門沒收廣告費用，并處廣告費用三倍以上五倍以下的罰款，廣告費用無法計算或者明顯偏低的，處二十萬元以上一百萬元以下的罰款”，但“最好炒貨”的廣告費無法統計嗎?它只不過是一些包裝印刷和店堂招牌而已，按此折算三倍到五倍，恐怕遠沒有20萬。

　　顯然，這樣處罰的公平性和嚴謹性值得商榷。一者，何為明知和應知不易界定;二者，廣告費用是否無法計算存在爭議;三者，不分經營規模大小一律按20萬至100萬罰款，涉嫌不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