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張景祥 江南大學理學院

摘　要：本文對2004~2014年我國主流媒體所報道的食品安全事件進行系統梳理，以省、自治區、直轄市為單位，篩選出2505個有效食品安全事件，并基于時空視角進行實證分析。研究發現，2004~2014年我國發生的食品安全事件具有兩個特征：其一是區域性特征，即經濟發達地區發生的食品安全事件在數量上明顯高于經濟落后地區;二是持續性特征，即食品安全事件高發區域在時間上具有顯著的連續性。本文分析了呈現以上特征的原因，依據分析結果，為政府相關部門提出應對食品安全事件的對策及建議。

關鍵詞：食品安全事件 主成分分析(PCA) 跨區域監管機制

食品安全關乎廣大人民群眾的身心健康與社會的和諧穩定。由于我國食品工業基數大、產業鏈長、食品流通區域廣，加上全社會誠信體系不健全，食品生產主體行為不當，處罰與法律制裁不及時、不到位等復雜因素，因而導致我國食品安全事件時有發生。實際上，主流媒體對食品安全事件的權威報道數量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不同時期我國各地區的食品安全風險程度。因此，通過挖掘一定時期主流媒體對食品安全事件的相關報道，從時間和空間兩個層次上系統分析我國食品安全事件發生的特點和規律，采取有針對性的管理和控制措施，對提高食品安全監管水平，增強政府公信力具有重要意義。

1 文獻回顧

世界衛生組織(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WHO)對食品安全的定義是，食品中有毒、有害物質對人體健康產生影響的公共衛生問題。雖然WHO并未界定食品安全事件的概念，但基于其對食品安全的定義，可以在狹義上認為，在食品中由于某些有毒、有害物質超過一定限度而影響人體健康所產生的公共衛生事件就屬于食品安全事件;廣義的食品安全事件既包含狹義的食品安全事件，也包括使消費者對食品安全消費心理產生負面影響的事件。

目前，學者們較多地選取媒體報道的與食品安全相關的事件進行研究，主要是因為此類權威報道不僅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反映我國潛在的食品安全風險，也會對消費者、生產者和政府監管部門等產生較大影響，有利于食品安全風險的治理。針對我國食品安全事件的研究主要集中在食品安全事件分析及關鍵控制點定位，劉暢(2011)等[1]系統分析了中國2001~2010年發生的1460個食品質量安全事件，借助SC-RC判別與定位矩陣精確定位了食品質量安全的關鍵控制點;莫鳴(2014)等[2]通過分析2005~2012年發生的359個超市食品安全事件，確定了超市食品安全的關鍵監管點與控制對策;張紅霞(2014)等[3]以2009~2013年發生的105起影響力較大的食品安全危機事件作為研究樣本，系統分析了我國企業食品安全危機事件的產生誘因;羅蘭(2013)[4]等對2001~2011年發生的3484個食品安全事件進行了分析。

縱觀現有的關于食品安全事件的文獻不難發現，雖然此類研究取得了一定進展，但大多集中在事件分類[5，6]、評估及影響[7]等方面，對不同區域間發生食品安全事件的量化、比較以及針對區域間發生的共性食品安全事件如何使其聯動監管的相關研究較少。為彌補現有研究的不足，本文利用2004~2014年我國主流媒體曝光的食品安全事件，借助統計分析、聚類分析等方法，從食品安全事件發生的空間和時間視角來分析和挖掘不同區域發生的食品安全事件與其經濟發展水平之間的關系，為實現食品安全的長效監管提供數據支撐。

2 我國食品安全事件特征的實證分析

2.1 數據來源

研究數據主要來源于2004~2014年各權威門戶網站，包括網易、騰訊網、新浪網、搜狐網及各地區主流報紙等新聞媒體報道的食品安全事件，對其進行重復性和有效性篩選，共得到2505個有效食品安全事件。食品安全事件的種類、地區、發生環節以及責任主體完全隨機，不存在側重性，因此基本能夠反映近年來我國食品安全的總體情況。

2.2 食品安全事件中食品種類特征分析

我國地域廣闊且人口眾多，故食品種類多、供應鏈長，且不同地區的食品文化、飲食習慣也存在一定差異。因此，食品安全事件涉及的食品類型在不同地區有所差別，例如：北京市在肉禽及制品上發生61件食品安全事件，低于廣東省(79件)，但是飲品類食品安全事件在北京市發生69件，高于廣東省出現的45件。另外，結合居民消費結構分析能夠發現，我國居民家庭人均每年消費糧食(原糧)和蔬菜均呈逐年減少的趨勢，農村家庭人均每年從1990年的262.08kg減少至2012年的164.27kg，減少比例達37.32%;城鎮家庭人均每年更是從130.72kg減少到78.76kg，減少比例高達39.74%。2012年，農村和城鎮居民肉禽及制品的人均消費比1990年分別增長86.25%和41.93%，說明我國居民生活水平在穩步提高，食品消費結構從以主食消費為主轉向以副食消費為主，其結構多樣化趨勢凸顯，人均肉禽及制品消費的增加也導致相應食品安全事件的發生，這也在一定程度上解釋了肉禽及制品作為食品安全事件高發的原因。

2.3 發生食品安全事件的地域特征分析

通過對我國34個省、直轄市和自治區發生的食品安全事件進行統計分析發現，不同地區發生食品安全事件的比例存在明顯差異。北京市發生食品安全事件的比例最高，達436起，約占總數的15.61%，其次是廣東省(13.37%)、山東省(9.10%)、浙江省(6.19%)、江蘇省(5.99%)、上海市(5.63%)。此外，湖南省、湖北省、河南省等中部地區的食品安全事件發生比例高于西部地區。

采用主成分分析方法來探索和揭示各個地區食品安全事件的總體形勢及危害程度，能夠為跨區域食品安全監管提供數據參考[9]。選擇前3個主成分方差累計貢獻率達到94.2%，其中第一、第二主成分起到關鍵作用(方差累計貢獻率達91.7%)。在第一主成分中，各系數全部是正數，肉和肉制品、飲品這兩類食品的系數相對較大(方差貢獻率達到85.4%)，說明第一主成分評價較為集中，反映出肉及制品、飲品、食品深加工及水產品等食品安全情況。按第一主成分得分將我國不同地區的食品安全事件爆發程度分為三類：第一類包括北京市、廣東省、山東省、浙江省、上海市、江蘇省;第二類包括重慶市、陜西省、湖南省、遼寧省、湖北省、福建省、河南省;其他省市為第三類。與全國經濟數據對比發現，我國食品安全事件在發生數量上呈明顯的地區特征，北京市、廣東省、山東省、浙江省、上海市和江蘇省是我國東部經濟發達地區，也是食品安全事件高發地區;重慶市、陜西省、湖南省、湖北省和河南省等中西部地區發生的食品安全事件相對前者明顯減少。

2.4 食品安全事件的時間特征分析

為了比較不同地區的食品安全事件在時間上的差異，本文從食品安全事件發生的時間視角對我國34個省、市、自治區進行聚類分析。時間聚類的目標是基于食品安全事件的相關數據來衡量不同地區間食品安全事件在時間上是否也具有顯著差異，聚類方法采用基于最近鄰法的K-means聚類方法。對聚類結果分析發現，我國食品安全事件從時間上看，經濟發達的廣東省、北京市、山東省聚為一類;浙江省、上海市和江蘇省等長三角地區聚為一類;其余地區聚為一類。通過對不同地區食品安全事件進行時間聚類分析發現，經濟發達地區的食品安全分類層次與之前的結論相近，即經濟發達地區的食品安全事件發生數量大且持續時間長。

綜上所述，可以得到這樣的結論——我國食品安全事件集中度較高的省、區多集中東南沿海經濟發達的地區，并在時間上呈持續狀態。

3 食品安全事件時空差異的原因分析

基于我國食品安全事件的時空分布特點，分析其原因大致有以下幾個方面。

3.1 經濟發達地區對外來食品的依存度較高

經濟發達地區不僅常駐人口多、流量大，對食品的需求與消耗量也大，因此需要依靠外來食品的大量輸入來滿足該地區的食品需求。2013年，上海市民消耗的食品中有近80%來自外援，其中，糧食、肉類禽蛋、水產品、蔬菜水果等各類食用農產品為1533萬噸左右，約占全市消費總量的70%。另外，進口食品、食品添加劑也多達337萬噸。因此，食品消耗大且對輸入食品的依存度高是經濟發達地區食品安全事件高發的主要原因。

3.2 各地區對食品安全的監管力度不同

總體而言，食品安全監管的力度與該地區的經濟水平有著直接關系。以中西部為例，其部分經濟欠發達地區的食品安全監管存在設備短缺、人員缺乏、經費不足等客觀問題，進而導致我國經濟欠發達地區的食品安全監管水平較低，即使發生食品安全事件也會因監管能力不足而難以發現，故被新聞媒體報道的可能性也相對較低。發達地區的監管力度相對較大，主流媒體參與意識強，食品安全事件一旦發生則被曝光的幾率就高，這也是出現不同地區食品安全事件差異較大的主要原因之一。

3.3 各地區消費者的食品安全意識不同

消費者對食品安全的關注、認知程度與收入和文化程度成正比。例如，在購買食品過程中，不同地區的消費者對食品標識的關注度呈現不同水平。北京、上海、廣東等發達地區的居民收入水平和文化程度在全國范圍內相對較高，這也直接體現在消費習慣、消費觀念以及對食品安全信息的認知、接受和信任程度上。欠發達地區的公眾對食品安全消費需求相對較低，公眾參與食品安全治理的意識也相對較弱，因此，這些地區發生食品安全事件后被發現并報道的可能性就會低于經濟發達地區。

3.4 各地區消費者的維權意識和途徑不同

經濟發達地區的消費者對食品安全信息及相關制度的了解程度較高，當這些地區的消費者及時、有效地辨別出不規范的食品標識或食品安全事件時，可以通過新聞媒體、微信、微博及舉報等方式進行維權。相較于經濟落后的地區，經濟發達地區消費者的維權意識強，維權途徑多且便利，因而使經濟發達地區的食品安全事件被報道的更多、更快。

4 完善我國食品安全監管的對策

針對上述問題和我國食品安全事件的特點，建議我國食品安全監管可在以下幾個方面做進一步努力。

首先從監管范圍看，根據我國食品安全事件的地域性特點，通過優化資源配置，強化源頭防控等方式，重點監管高發地區和高發食品，確保食品安全事件盡可能少發生，力求在短期內達到治標的效果。其次，提升監管能力和社會參與度，強化消費者食品安全意識，不斷分析和挖掘食品安全風險治理新方法，進而實現食品安全監管的長效性。同時，從監管空間看，構建“分”和“統”的食品安全事件跨區域聯動機制。“分”是按食品安全事件發生的程度對不同地區進行劃分，對于食品安全事件發生頻率高的地區，通過整合監管資源，著重監管區域間食品的輸出與輸入，特別是食品安全事件高發食品，遏制食品安全事件在某一地區削弱后，跨地區轉移、反復發生的情況。“統”是打造食品安全的區域聯盟，加強區域內食品安全事件發現、報道和治理等方面的經驗交流，尤其針對區域間共性的食品安全事件，保持食品安全監管部門與企業及相關單位的密切溝通，構建統一的食品安全大流通長效監管體系。最后，從監管技術看，通過搭建全程可追溯、互聯共享的食品安全信息平臺，對我國的食品安全實現動態的收集、整理及分析各類食品安全監測數據，對監測發現的可能存在的食品安全隱患及時發布預警，實現監管信息資源的整合，節約監管成本，使現存的監管力量發揮最大效用。

參考文獻：

[1] 劉暢，張浩，安玉發.中國食品質量安全薄弱環節本質原因及關鍵控制點研究——基于1460個食品質量安全事件的實證分析[J].農業經濟問題，2011(1):26-33.

[2] 莫鳴，安玉發，何忠偉.超市食品安全的關鍵監管點與控制對策——基于359個超市食品安全事件的分析[J].財經理論與實踐.2014(1):137-140.

[3] 張紅霞，安玉發，張文勝.我國食品安全風險識別、評估與管理——基于食品安全事件的實證分析[J].經濟問題探索，2013(6):135-141.

[4] 羅蘭，安玉發，古川，李陽.我國食品安全風險來源于監管策略研究[J].食品科學技術學報，2013，31(2)：77-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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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Dai Y, Kong D, Wang M. Investor reactions to food safety incidents: Evidence from the Chinese milk industry[J]. Food Policy. 2013,43:2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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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于秀林，任雪松編著.多元統計分析[M].北京:中國統計出版社，1999.5.

[10] 吳林海，徐玲玲.食品安全：風險感知和消費者行為——基于江蘇省消費者的調查分析[J].消費經濟，2009，25(2)：42-46.

基金項目：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研究項目(青年)“基于Agent食品安全政府監管模型與仿真研究”(14YJCZH206)資助的階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