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視合規是食品生產經營者在“利潤導向”下應保持的底線和自覺。在食品安全監管日益趨嚴、企業保障食品安全力在行為的背景下，這份自覺既有外在的他律，也有內在的自律。合規的作用在于對外適應監管部門的要求，對內防控違法違規的風險。食品安全工作中的原則性要求是由生產經營者承擔保證食品安全的首要責任，且依托于諸如GMP、HACCP等管理體系來防控危害和風險。因此，檢視生產經營者的合規建設及其發展，能為了解我國的食品安全法治進程提供一個觀察窗口。

合規工作的外部驅動

一般而言，企業等生產經營組織內往往有單設的法律事務部門，但法務工作人員主要負責的是合同和訴訟事務。對于食品生產經營者，由于領域內單行的食品安全法律事務涉及行政管理和專業技術的要求，因此還需要具備這些知識、經驗的專業人員負責相關的法律分析、規則協調和糾紛解決工作，以防控食品生產經營的法律風險。從幾個合規人員到一個合規小組的上百號成員，食品行業內合規人員的數量發展不僅體現了合規的專業性，也反映了食品生產經營者的機構重組不僅僅只是市場導向下的區域或品牌管理，而且也包括回應外部官方監管要求的合規管理。就后者而言，合規工作的內容也隨著食品安全法制的完善而呈現“技術規則”合格評定和“法定義務”履職到位的雙驅動。

食品安全作為一種風險管理，其要求基于科學評估、風險評估等來防控物理性、化學性和生物性等污染。實現這一目標的工具之一便是標準，如明確污染物的限量、車間操作環境的衛生要求等。雖然從法律研究的角度來說，強制性標準在我國的法律定位依舊模糊且具爭議性，但《食品安全法》明確規定了食品安全標準是強制執行的標準。因此，針對食品物質成分、生產過程和信息標識的國家食品安全標準都是食品生產經營中應當符合的規則。與此同時，《食品安全法》的制定和修訂以及部門規章的不斷完善也強化了生產經營者的主體責任。相應的，依托于食品生產經營者自我監管的制度落實都需要整合到質控人員、品控人員的工作中，包括如何建立原料和生產關鍵環節控制、何時開展食品安全自查、是否確保特定食品的批批檢驗要求等。

合規人員的內外連接

對于上述的合規工作，合規人員的作用在于“內連接”和“外連接”。就內向的溝通而言，合規人員應及時將不斷推陳出新的義務要求和標準規則轉換為企業的合規工作，并整合到產品研發、生產、經營、包裝、營銷、客服等不同的工作中，以確保內部管理和產品符合法定要求。就外向的溝通而言，其不僅可以向外傳達企業合規的意愿和行動，也可以通過參與規則制定來反映企業對于規則合理性的訴求，進而提高規則的可操作性。鑒于此，合規人員在企業內部架構中的歸屬呈現不同的形式。

例如，將合規人員設于企業事務部或研發部，前者可以發揮其“內外連接”的作用，后者則側重“產品的研發源頭”，通過對物質使用、生產工藝的合規評估來事先防控違規風險。又或單設合規部門，并設立“食品安全官”來統籌食品安全相關工作，包括合規審查。當前的一個新趨勢是增設法務部門的政策法律研究職能，并匹配食品安全政策法律的研究人員，以提供合規咨詢。這些發展都表明了合規工作和專人培養日漸受到食品生產經營者的重視，原來救火式的解決法律問題正轉向事前的法律風險防控，充分發揮具有實務優勢的企業智庫作用。

我國科學、嚴格的食品安全監督管理制度和公共行政管理的改革深化都是上述發展和轉變的外部環境。“趨嚴”乃至“最嚴”是我國食品安全法治的一個原則要求。但是，科學監管依舊是食品安全法治的題中之意。一是官方監管工作的逐步開放性和透明化為企業合規人員的決策參與提供了契機，這包括食品安全法律的開門立法和食品安全國家標準制定應當廣泛聽取食品生產經營者意見的要求。二是食品安全責任治理中強調過罰相當的問責科學性也肯定了合規的抗辯價值，這是指根據《食品安全法》第一百三十六條的規定，食品經營者的盡職履責可以使其免除處罰。也就是說，經營者的合規也為供應鏈中的“責任共享但各擔其責”提供了證明。三是公共行政的“放管服”改革也在改變政府“一刀切”的傳統監管方式。這使得政府監管者在側重事中事后監管工作的同時反思許可等控制命令型監管工具的合理性，以備案、登記監管小微生產經營者便是一種監管改進。在這種環境下，合規人員可以和規則制定者、執行者交流生產經營中面臨的合規挑戰、創新訴求，并通過后者的回應性監管為企業創新和合規論證創造科學的監管環境。

合規權力的內部升級

綜上，無論是落實合規工作還是發揮合規人員的作用，外部監管環境都是重要的驅動因素。反觀食品生產經營者及其內部架構，一方面，食品生產經營的組織形式和規模大小各不相同，如何內設合規部門仍需結合具體情況做具體分工。小規模的生產經營者在資源有限和成本制約的情況下，可以依托于第三方的合規服務來開展這項工作。另一方面，合規工作的非盈利性和非效率定位，也使其與利潤導向的企業有天然排斥性，并在面對其他盈利部門時有天然弱勢性。因此，在分析違法成本和違法收益后，先盈利后罰款的營銷、廣告投機也不乏鮮見。

所幸，隨著違法成本的上升，尤其是聲譽罰、資格罰、自由罰的多種組合，也使得食品生產經營者慎思“如果認為合規的成本很高，是否能夠承受不合規的后果。”可以預見的是，《食品安全法實施條例》在修訂后將進一步明確食品違法行為“處罰到人”制度。相關責任人會因為關系到“切身利益”而提升風險防控意識。然而“權責一致”作為組織設計的一個原則，要求管理者所擁有的權力與其所承擔的責任相適應。試想，如果負責的合規人員無法否決違規的生產經營行為或者食品產品，事后處罰該如何體現過罰相當和懲戒具有主觀故意或過失性的責任人?正是為了避免這樣的合規失靈，食品生產經營者在提升合格人員素質和能力的同時，更應強化他們對于違規的否決權力。

食品生產經營者的合規發展體現在合規意愿、合規能力和合規文化的多方改進中。與企業合規改進相匹配，政府監管者可與合規意愿、能力均高的生產經營者探索合作監管的方式，尤其是借助后者自我監管來引導行業自律。相應的，生產經營者的合規管理也不再僅僅限于法定規則，而是一并包括了他們自己通過合同、自我聲明推行的自治規則。與此同時，政府監管者可以將有限的行政資源用于查處真正危害食品安全的違法行為，尤其是具有主觀故意的食品安全違法行為。此外，除了官方監管的外部驅動，中國食品安全工作中提出的社會共治原則和相關制度建設也督促了食品生產經營者的合規管理。最為突出的便是懲罰性賠償和投訴舉報激發消費者、公眾參與監督?？梢哉f，良性的社會監督發揮了督促企業重視食品配料成分、標簽信息合規的倒逼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