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尷尬“食品云” ,政府主導、企業觀望、消費者冷對

    2015-09-06 17:18:32 來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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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大數據推動食品安全的“云”已經飄了起來,但向上難以獲取準確的大數據,向下難以向消費者推廣。

    “客戶不會關心你是不是一個服務型App,他們關心的是這個產品到底對我有沒有用?”

    向領導匯報是陶光燦工作中重要的一部分。貴州大數據產業中“食品安全云”(以下簡稱食品云)啟動至今,作為食品安全與營養(貴州)信息科技有限公司副總經理,陶光燦已向中央、各省市相關官員匯報了許多次。

    在他的匯報中,“食品云”的目的是“將消費者、生產者、監管者和第三方檢測機構聯系在一起,形成信息閉環,通過分析整理大數據,提供個性化服務”。

    事實上,在全國范圍內已經“飄”起了許多“食品云”:河北省食藥監局依托大數據和云計算開發的“藥安食美”App上線已近一年;上海市2012年就完成了食品安全云平臺的研發工作;江蘇省昆山市花費4000萬元構建食品安全云……各地構建這朵“云”目的不一,“跨越信息的鴻溝”、“為消費者服務”、“建立食品溯源系統”是其中代表。

    “要從根本上解決中國的食品安全問題,光有技術還遠遠不行。”這是貴州“食品安全云”項目建設及產業化高級顧問、中國工程院院士鄔賀銓跟進貴州食品安全云項目一年多來的感慨。

    “食品云”成了“食品啥”

    并不是所有人都了解這朵“云”。騰飛(化名)在貴陽生活23年,知道貴州大數據會“有利于產業發展”。但當記者問起“食品安全云”時,他的反應是:“不是叫產品質量云嗎?”

    河北省食藥監依托云技術開發的“藥安食美”App能實現掃碼查詢、舉報、實時監控多種功能,但上線已近一年,App的下載次數只有六萬余次。

    南方周末記者致電多省食藥監管部門,面對“食品云”的提問,記者所獲最常見的反應是:“食品啥?”

    各省市對“食品云”并沒有統一的理解,有的認為是食品追溯體系的延伸,有的覺得是“智慧城市”的分支。

    “許多地方對大數據的認識還不很明確,更何況新出現的食品云。”鄔賀銓說。

    另一些曾被媒體報道過的“食品云”則是“雷聲大雨點小”。

    早在2011年,哈爾濱就入選首批“中國云計算基地聯盟”的成員單位;2012年當地政府還設立了“云計算”發展專項資金,據媒體報道將“投入5億元滿足云端應用需求”。但當地食藥監部門對“食品云”項目的回應是“仍在摸底階段”。

    這在很大程度上,源于各地食藥監管機構改革進度不一。

    哈爾濱市食藥監局科技與宣傳處處長張欣告訴南方周末記者,“食品云”最初屬于市工商局的項目,改革后工商部分職能先是并入食藥監,后來又放到新成立的市場局,這項工作就“停頓下來”。

    上海市的情況大同小異。2012年上半年,就有媒體報道上海市已完成了食品安全云平臺的研發工作,但南方周末記者致電上海市食藥監局得到的信息是“三個月前才完成體制改革”,對食品云的事“并不清楚”。

    從那些成功搭建的例子中可以看出,“食品云”的建設首先有賴于地方政府的政策支持:河北省食藥監依托“云上河北”計劃,獲得省發改委專項資金;而在地處西南的貴州,“食品安全云”被列為省大數據產業重點領域應用示范工程,僅省內支持單位就有11個,包括發改委、科技廳、財政廳、食藥監等。

    安徽省食藥監局工作人員告訴南方周末記者,因為經濟落后,安徽食品安全信息化建設處于起步階段。而哈爾濱“食品云”建設現在最大的問題是“市財政的撥款還未落實”。

    對建設中的“食品云”,各省份的理解并不相同。

    鄔賀銓發現,貴州省希望依托“食品安全云”建成的追溯系統,推出一系列本土優質企業,也能夠促進省內食品產業發展,帶來更多經濟效益。

    而河北省食藥監巡視員劉驍悍告訴南方周末記者,“藥安食美”的目的在于,讓被鎖在文件柜里的數據“動起來”。

    “河北省每年抽檢食品藥品的費用是一個多億,抽檢后99%的合格數據,都沒有發揮任何作用。”劉驍悍說?,F在只要登上App,市民就能完成對食品藥品的查詢、舉報、監督等一系列動作。

    在中國人民大學公共管理學院副教授劉鵬看來,地方政府建“食品云”是傳統監管能力不足倒逼的結果。

    “中央強調簡政放權、政府機構改革不增編、加強事中事后監管、三公預算經費削減……這些都讓傳統粗放式、巡查式、運動式監管方式力不從心。” 劉鵬認為,食品云也能在一定程度上削弱監管部門的風險和責任,甚至還能獲得地方政府一些新的支持資源。

    沒有數據,哪來的“云”?

    “我們工作最大的‘點’就是抹平消費者、監管者和企業之間‘信息的鴻溝’。”這是陶光燦心中“食品安全云”的意義所在。

    但“抹平信息鴻溝”的困難程度,超出了很多人的預料。

    23歲的張濤(化名)記得,自己的手機里曾下載過“能夠給超市食品掃碼”的App,但沒用多久就都刪了。“中國那么多種食品,如果只能‘掃’到正規企業的產品,這個App似乎并不足以保護我的健康。”張濤說。

    陶光燦承認,“食品云”工作的局限就在于如何獲得盡可能多的數據。而獲得數據的第一重阻力,竟是監管信息的所有者——政府。

    “有些政府人員認為這些數據是國有資產,不可以公開用來引導產業發展。另外一些人認為,數據涉及信息安全問題,拿出來有風險。”陶光燦說。收集數據階段,他和同事不得不花更多的時間和掌握數據的工商、質檢及食藥監溝通。

    陶光燦所在的食品安全與營養(貴州)信息科技有限公司,在官網上自稱為“云工程產業化載體”。但鄔賀銓指出,公司“本質上是一個事業單位”。公司一百余名職員,全部來自貴州省分析測試研究院。

    “非官方”設置,本意在于獲得更多的挪騰空間,但在數據收集過程中卻帶來尷尬。

    2013年底,“食品安全云”大數據平臺開始搭建,2014年4月,食品安全與營養(貴州)信息科技有限公司成立。但直到同年10月,貴州省食藥監總局才印發了關于建立食品安全云協同推進機制的公函,這還是貴州省政府“大力支持”的結果。

    “食藥監的工作職責是保障食品安全,而引導大數據產業發展不是他們的義務。”鄔賀銓說。

    另一些由省食藥監部門主導的“云”,遇到的困難是如何跨省獲取數據。劉驍悍告訴南方周末記者,“藥安食美”數據平臺,已掌握了河北省從2012年起的抽檢數據。下一步工作,則是“聯系兄弟省市,把他們的抽檢數據對接到我們的系統里”。

    獲取異地數據是最困難的部分。“對一些監管部門來說,數據就是權力。部分政府部門也依靠信息不對稱來完成管理,如果太透明了,對管理是個挑戰。”鄔賀銓說。

    安徽正嘗試從企業入手,進行食品安全信息化試點。不過,安徽省食藥監一位工作人員告訴記者,向食品企業“要數據”經常受阻。

    “企業擔心進入系統后受到更多監管。”陜西省食藥監網絡信息化辦公室主任楊寧舉例,企業賣了20萬件產品,一般只上報15萬件,食品云帶來透明管理他們“肯定不太愿意”。

    企業敢于“拒絕”,因為地方政府的“要求”本就缺乏法律依據。我國新食品安全法只規定“國家鼓勵食品生產經營者采用信息化手段采集、留存生產經營信息”“倡導餐飲服務提供者公開加工過程,公示食品原料及其來源等信息”。在劉鵬看來,這種規定“更多是行政鼓勵而非行政義務”。

    “完成任務式”的做法,讓企業提供數據的真實性存疑。“沒有好的數據,云從哪里來?”鄔賀銓問。

    “主人翁意識太濃了”

    “如果說這朵云是一輛車的話,大數據中心就是一條高速路。”這是貴州省新聞聯播的畫外音。若沒人提醒,很難相信以上報道是在推廣一款手機應用App。

    “從營銷上說,這是一種不及格的表現。”App營銷專家劉杰克說。

    河北省食藥監巡視員劉驍悍承認,自己“一直沒有找到正確的推廣方法”。

    “藥安食美”上線初期,河北省食藥監曾嘗試過“下載即送50兆流量”,但效果一般。后來,“進社區”“進校園”的實地推廣成為主要手段,人們大多現場下載安裝,但99%以上下載后并沒有真正使用。

    “在今天這個變化的時代,好酒也怕巷子深。”劉杰克說,互聯網時代需要的是病毒式的事件營銷,達到一個爆破性的作用。

    不過,劉驍悍也開始考慮嘗試擁抱“互聯網思維”。他曾考慮和阿里合作,但因為理念不同而放棄:“阿里覺得要有贏利點,我們覺得目標是老百姓得到保障。”

    是否要盈利,是政府和企業在操作“食品云”時的最大區別。劉驍悍堅持在“藥安食美”App里杜絕廣告:“省政府每年撥兩百多萬開發費用,是用來給老百姓服務的,不是去向老百姓賺錢的。”

    “政府的主人翁意識太強了。”劉杰克對此嗤之以鼻,“客戶不會關心你是不是一個服務型App,他們關心的是這個產品到底對我有沒有用。”

    作為“事業單位”負責人,陶光燦也認為“食品云”更應該宣揚“正能量”、有選擇地投放信息:“負面信息還是得由政府發布,我們沒有發布權限。像360殺毒軟件一樣,我們不能說什么是不合格的,但可以說什么是合格的。”

    “政府做食品云99%會失敗。”桑黎川說。他創立的智云達公司,試圖以私企名義組建“食品云”。他以企業的名義搭數據、建平臺,并堅信市場能夠解決從食品企業獲取數據的問題。“比如,在食品包裝上印制帶有‘搖獎功能’的二維碼,幫助推銷產品。只要有助于銷量,企業就愿意干了。”

    但主動權仍掌握在政府身上:智云達的數據來自各地政府公開的抽檢結果、標準、法律法規。這些都是有選擇的公開,難以達到“大數據”的要求,桑黎川只能不斷呼吁政府廣泛公開、與社會共享產品抽檢數據。

    不過,一蹴而就的放開可能性不大。劉鵬告訴南方周末記者,中央政府在研究尚未成熟的政策之時,一向有“分級政策試驗”的傳統。

    “全國層面建立食品云,對數據的質量要求會更高,但現在連食品企業、行業協會、技術公司等角色在‘食品云’項目中定位都還不確定。”劉鵬說。

    但商務部研究院消費經濟研究部副主任趙萍認為,行政規定也可以通過市場引導:“可能政府現在也找不到合適的企業能夠把這項工作接住。”

    也許,更好的方式是探索和合作。趙萍認為,“食品云”形成氣候的關鍵仍在市場。

    劉鵬則建議,政府應在“食品云”運營中扮演倡導者、協調者和監管者角色:“無論是否盈利,我都建議政府通過購買服務的方式交給第三方平臺運營。”

    貴州省正從不同方向探索這種“合作”。2014年,貴州省政府牽頭,與合作的廣東等九省市質檢機構入駐京東服務市場質檢頻道,為京東平臺提供食品檢測和認證上的技術服務。

    可以想見,這種模式一旦打通,人們也將像在訂機票網站看到航班延誤信息一樣,在網購平臺上看到網售食品的官方抽檢合格率。

    但鄔賀銓仍認為改革勢在必行:“貴州既然走出這步,就要意識到,大數據的最終應用,一定要通過體制改革上的創新來實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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