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12月底，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指出，“推動經濟發展，要更加注重提高發展質量和效益。穩定經濟增長，要更加注重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應該說，推進“供給側改革”，不僅僅是第二產業的重點，也是第一產業即農業的重點。

    改革開放30多年來，我國的農產品總量隨著化學物質的大量投入而不斷增長。目前，我國農產品每年化肥用量近6000萬噸、農藥140多萬噸、獸藥100多萬噸、獸藥制劑300多億升。隨著各種農藥、化肥、飼料、獸藥、促生長劑以及其他科技手段的不斷疊加，我國的食品安全問題日趨復雜，食品安全風險更加隱蔽。普通消費者根本無法憑感官覺察食品中隱藏的安全問題，只能依靠一大批設備儀器及專業檢測人員，才能檢測出人類的感知器官根本無法感知到的風險因素。面對龐大的農產品生產者和巨大的農產品數量，單純依靠政府監管與法律嚇阻，無論是人力、物力、財力，都不足以防范食品安全問題。面對這種國情，在農產品的供給側進行社會治理，引導和促進農產品的供給側主動提供安全的農產品，才是化解食品安全問題的重要途徑。

引導農產品供給主體

提供新供給

    安全的食品首先是生產出來的。要創新社會治理機制，引導農產品的供給主體供給不含有毒有害成分的農產品。一是我國的高質量、安全的農產品供給側——外向型農業企業的農產品主要供出口，現在要通過社會治理促進其擴大高質量、安全農產品的產能，以滿足內需。二是我國農產品的重要供給側——農民實行農產品的“一家兩制”，即不使用化肥農藥獸藥的農產品留給自家消費，而把含有化肥農藥獸藥殘留的農產品向社會銷售。要通過社會治理引導農民向社會同樣供給不含化肥農藥獸藥殘留的安全農產品。三是農產品的新興供給側——城市居民、企業到農村“租地種菜、種糧”，自給自足并供給親友。這是一種消費者參與到供給側的新模式，類似于西方國家建立的生產者—消費者聯合型社會組織，即社區支持農業（Community Support Agriculture，簡稱CSA）組織。截至2007年，美國的CSA型組織達到了12549個。各地要鼓勵這種新興供給側提供更多的高質量、安全農產品。四是農產品的集約化供給側——常規農產品的生產企業提供大部分的動物性食品，應該逐漸增加無公害、綠色、有機食品的產量。

改變農產品供給側的供給結構

    我國的農產品供給側在總量上產能沒有問題，結構上存在著安全性高的無公害農產品、綠色農產品、有機農產品供給不足而常規農產品過剩的狀況。應該通過社會治理調整農產品結構，提升有機農產品、綠色農產品和無公害農產品的比重，降低普通農產品的比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