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島劉圣文瑯琊赤子的瑯琊夢
青島劉圣文瑯琊赤子的瑯琊夢
本刊記者 朱有剛
山東省青島市劉圣文是一位多才多藝的“文藝青年”，吹拉彈唱無所不能，琴棋書畫樣樣精通。他是一位癡心不變的瑯琊之子，幾十年來，他對這片熱土的耕耘始終沒有停止。他先后向國家收集捐贈了以新石器時代為代表的石器、化石、陶器、錢幣、字畫、碑碣、拓片等數百件珍貴文物，他對瑯琊文化的研究使得瑯琊臺旅游景區的開發既有了扎實的歷史依據和豐富的文化內涵，又有了大量的考古佐證和文物資料。他立志同千百萬瑯琊赤子一道，將美好的“瑯琊之夢”變為現實。
20世紀70年代初，青島瑯琊臺還是一座荒山，孤寂凋敝，無人問津。在查遍浩如煙海的歷史資料之后，這座光禿禿的山在一位生于斯、長于斯、鐘情于斯的年輕人的心中撒下了夢的種子。
如今這位年輕人，如今已到了花甲之年。“瑯琊臺和‘掙筋山’之間有一條溝，叫跺腳溝。我第一次在那兒撿到一枚小銅鏡，經鑒定，是春秋戰國時的文物。正是這枚小銅鏡照出了我的路。”盛開的幸福透過劉圣文的眼睛溫暖了乍暖還寒的初春。他在自己的工作室里接受了《西海岸周刊》的采訪，這個不起眼的房間的墻壁上掛滿了他的書法作品，一張放著文房四寶的書桌占了近半個房間的寬度，其余的地方則被各種書籍所充斥著。一切的擺設，都寫滿了主人的榮耀。
名人之后，“不務正業”
“我出生于瑯琊灣畔的劉家村。”劉家才人輩出。明清之際，劉家五世祖劉元化中過舉人，任過縣令，寫的一手好狂草。他的兒子劉翼明以貢生授予利津縣訓導職務，一生寫了許多詩文，傳世的有《鏡庵集》等。
劉圣文“自幼受瑯琊文化的熏陶”。他喜歡看書，也愛好文藝。農家清貧，沒有錢買樂器，他就自己動手制作。“我用蛤蟆魚皮代替蟒皮蒙琴筒，用牛尾代替馬尾為弓毛。”一個二胡就這樣誕生了。之后，他又迷上了繪畫、書法。當時很多人不理解，認為他不務正業。“我覺得工作時好好干，業余時間也要利用好。別人打撲克、侃大山，我就用來練書法、繪畫。無非是選擇不同。”
這種“不務正業”的作風延續到了劉圣文在文化站的工作中。當時的中心工作就是包村，一個鄉鎮劃成幾個管區，將工作觸角深入到農村中去。為了在干好中心工作的同時，兼顧做好瑯琊臺文物的發現、搜集和保護工作，抱有“私心”的劉圣文主動請求領導安排他負責瑯琊臺所在的臺東管區。“當時我家在離該管區10余公里的劉前村，哪個管區也比這個管區離家近。”
他靠親戚朋友湊錢買了一輛破舊自行車，一邊跑農村中心工作，一邊入村入戶摸底調查。“叮叮當當”的自行車交響樂回蕩在沉寂的大地上，一次次叩擊瑯琊文化沉重的大門。然而，沉重的現實還是給滿懷激情的劉圣文當頭一棒。
喜訊越濃烈，遺憾越刻骨
當時人們對文物的保護意識十分缺乏。有一次，劉圣文到一個村支書家了解情況，發現小孩在玩一個釉陶罐。劉圣文敏銳地意識到這可能是一件重要的文物，于是急忙問村支書是從哪里弄來的。村支書不以為然地說，這是進行村街規劃時從地下挖出來的，在場的人有說這是盛骨灰的，有說是南方來北方占地用的，氣不過的社員用鐵鍬當場拍碎了好幾個。劉圣文心疼地忙把釉陶罐抱在懷里，在炕頭上和村支書一條一條地講文物保護法。
這件事讓劉圣文意識到，要是以實物來宣傳保護文物，效果會更好。“講是主要的，言傳更要身教。”劉圣文把從村支書家拿回來的釉陶罐細心地涮凈，拴上尼龍繩，走到哪兒提到哪兒，提到哪兒講到哪兒。“剛開始，別人看見我拿著‘盛骨灰’的罐子都說我神經不太好。”曾經被誤解的苦惱已經成為劉圣文講述這段過往時堆滿眼角的笑意。
無論是管區召開各村干部會，還是村里召開社員大會，在講完中心任務后，他便見縫插針地宣傳瑯琊臺文物搜集、整理和保護的重要意義，講一些具體的保護辦法和注意事項。甚至上級為表彰他工作突出而頒發的獎品——電視機也被他用來宣講保護文物。為了激發大家的積極性，凡是主動捐獻文物和保護文物有貢獻的人，他都會利用社員大會、小廣播、黑板報、光榮花等形式進行表揚。
后來，“周圍群眾一有文物信息，就會說‘快到文化站找小劉’”。
于是，保存了三代的《瑯琊刻石》拓片、《瑯琊臺圖》、“千秋萬歲”瓦當、68枚戰國時期的齊刀幣、青釉盤口雙系釉陶壺等文物就這樣陸續被捐獻出來或者發現?！冬樼鹂淌返陌l現，結束了其他市、縣關于《瑯琊刻石》所在地的爭論，被湮沒了千年的瑯琊臺開始重露容顏。
越來越多文物的發現并沒有給劉圣文帶來過多的喜悅，反而滲入血液的遺憾愈加在心中涌動。
工作干得越好，日子過得越緊巴
“我做夢都想得到一塊完整的龍頭碑。”
瑯琊臺上廟院內及周圍原有72座龍頭碑，解放初期已經被砸碎埋到溝里了，傳說有勾踐立的、胡亥立的、萬歷二十四年重修瑯琊臺時立的。每到一個村，劉圣文就向村里老人們詢問。只要在溝壩地堰、水溝河邊看見石頭，就像鐵末見了磁石，立即就被吸引過去了?？匆娝@種著了魔一樣的狀態，人們都好奇，這個人是怎么了，到處瞅什么？“我曾在溝底扒拉出來幾塊，拿回家放著。雖然都是殘碑斷石，字跡也被破壞，但是依然感到很珍貴。”
有一天，劉圣文和陳家臺村的小道士肖元平又像往常一樣談起瑯琊廟宇、望日亭碑的遭遇。對方無意間提到，解放初年村里打井，由于砌井臺缺少條石，村里曾組織人到山頂拉過石碑。這句話立刻引起了劉圣文的警覺，他隨即便前往井口查看。講到這里，劉圣文非常興奮，甚至當場給記者畫出了井口條石的示意圖，“我當時趴在井臺上，把鏡子伸到下面，看到了碑的下面真的有文字。”默默藏在井口幾十年的顏悅道所立的《登瑯琊述》石碑，就這樣被劉圣文挖掘了出來，佐證了瑯琊文化的豐厚和久遠。“圓滿了。”
由于文化工作特別是文物工作搞得比較熱火，因此縣上下來的人很多。當時文化站沒有經費，劉圣文只能在自己家里招待，所以工作干得越好，日子過得越緊巴。“搜集到那么多文物就沒想著自己留一件嗎？”周刊記者追問道。“沒有，我覺得文物放在博物館里才最安全。既方便觀賞，又便于研究。放在自己手中和被埋藏在地里都一樣，沒有價值。”
后來由于工作原因，劉圣文調離了瑯琊文化站，但是他的瑯琊文化研究之路卻沒有被就此切斷。除了將自己的搜集、研究成果載入了《瑯琊之夢》、《瑯琊臺》等書籍外，他還和鐘安利、張國光、王景東等提出了“瑯琊文化”概念，并撰寫了大量文章闡述觀點，進行論證?，F在，“瑯琊文化”這一概念已被很多專家學者予以接受。2013年，退休之后的他又自費創辦了“瑯琊書畫天地”網站，借助網絡來代替幾十年前走街串巷地宣講瑯琊文化。
從最荒涼的旅途走出最美的風景。作為未知領域的開拓者，面對的困難也是常人無法想象的。
“是什么支撐您一路走下去？”
之前還滔滔不絕、聲音洪亮如鐘的劉圣文陷入了短暫地沉默。
“我始終堅信，瑯琊臺是一座會被越來越多人重視的文化寶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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