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基因食品安全何以必要
轉基因食品安全何以必要
本文簡要分析了轉基因食品對人和自然生態系統可能造成的影響，對轉基因食品背后的倫理困境進行了思考，困境背后的根本原因是人類單向度的追求技術發展帶來的經濟效益。哈貝馬斯交往倫理對主體間公正性與平等性的突出和約納斯責任倫理對轉基因食品倫理困境的解決提供了一種思路范式，轉基因食品的發展應建構一套新型的人與自然、科學與倫理、當代與后代交互關照的文化倫理體系。
食品安全已日漸成為哲學家和社會學家們關注的焦點，甚者，很多學者認為其擁有與人類生存相平等的重要價值意義。人類如果希望后代能夠安全地生存和繁衍發展，那食品安全必須要引起絕對重視。如何做到這一點呢，建設好食品安全倫理體系是我們的必選項。食品安全倫理的核心是為與食品安全領域利益休戚與共的行為該怎么樣提供相應規范和遵守,為確保食物健康的實施提供價值導向和倫理對策。而自1983年第一種轉基因作物問世以來，轉基因食品漸漸被端上了人們的餐桌，轉基因食品開始成為人們生活中隨處可見的一部分。因此，轉基因食物的安全性及其倫理考量就日漸重要，本文將就轉基因食物潛存的安全性風險及其倫理思考進行簡要論述。
轉基因食品的安全性風險
誠然，轉基因食品能取得目前的優勢狀態，得益于轉基因食品在經濟效益、育種、營養學評價等方面有著巨大的優勢，然其潛在的安全性風險又使得人們對它的討論不止甚至是爭議不斷。
轉基因食品對人類身體生存健康的安全性風險
轉基因技術因其暫時存在的整個生物圈遺傳代謝的繁雜性和有限性，故我們完全可以合理假設轉基因食品對人的身體可能潛存著毒性以及過敏風險。而轉基因食品是轉基因技術下的產物，囿于轉基因技術的特性，其必然會在基因裁剪轉移的過程中很頻繁地使用抗生素標記基因。而抗生素基因片段的存在定然會對人體的健康帶來風險，即人類身體潛在的對某些病菌的抗藥性風險?；谶@種特性，轉基因食品可能會對人體免疫系統有著潛在影響。免疫安全性評價通常而言是采用免疫毒理方法，通過試驗評價外源化學物質對于免疫系統的作用以及相應的細胞學和分子生物學平機制。轉基因食物不可避免地會包含很多非本物種的外源基因，而我們作為主要食用者或者是間接食用者，但是到目前為止我們人類并沒有徹底搞清楚某些基因的全部作用機制及作用，而正是由于這樣，轉基因食品潛在的對人的免疫系統的影響成為了可能。
轉基因食品對自然生態系統的安全性風險
轉基因技術是利用不同物種的基因進行彼此融合，由于這種特性很有可能造成基因污染而引起生物學上的紊亂。到現在為止整個生物學界認為轉基因技術給生態系統帶來的潛在的安全性影響主要為：①產生“超級雜草”;②產生“超級害蟲”;③造成基因污染;④導致基因紊亂從而使物種產生畸變甚至滅絕;⑤打破自然界的平衡狀態，破壞生物的多樣性。轉基因食品究其本質而言并不是純自然的，跨越天然基因屏障的基因轉移是單向度的不可逆的，是人類僭越自然作物的生長規律和生態平衡規律、以“上帝視角”來規劃自然界的產物。古希臘有句諺語：“卓越與傷害是一對雙生子”。我們在擁有轉基因食品給我們帶來巨大享受的同時，也必須要重視其可能對自然生態系統造成的影響，并不是單純的去追單方面的經濟效益。
轉基因食品安全困境背后的倫理透視
隨著轉基因食品銷量和種類的急速拓展，其不僅對食品安全風險評估和安全監管規制提出了更高、更全面、更細致的要求，而且讓全社會都在廣泛討論食品倫理和消費者主權等由其導致的問題。依據馬斯洛需求層次，解決人民的吃飯問題的確是最大的倫理，是第一倫理，是道德至上命令，這也是轉基因食品目前最大的優勢所在。然事實卻是，掌握轉基因技術的資本家并不是我們希冀的慈善家，其背后更多的是資本在追逐利益，令我們很無奈的是聞名世界的孟山都公司最初是家化學化工公司，其研發轉基因作物的初始目的只是為了提升自家除草劑的銷量。
基于事實，顯然轉基因食品背后繞不開實質倫理和程序倫理優先性的爭論。實質倫理側重的是對某件事的態度，即禁止或允許或不提倡。而程序倫理強調怎樣去做，如何做好。對待轉基因食品，我們的重點不是去批判，而是如何去化解其可能帶來的安全性風險。所以，我們要把握好轉基因的“度”，自然界各不同種族間或多或少的存在基因交換和轉移，只要把握好轉基因的“度”，把食品安全風險評估和安全監管規制體系建設好，我們才能更好地去反哺實質倫理，更深更廣地去討論轉基因食品的價值和意義。
轉基因食品背后商談倫理機制思考
“商談倫理”又稱“對話倫理”，是法蘭克福學派代表型學者哈貝馬斯研究交往行為與道德倫理關系時提出的。哈貝馬斯認為，對話倫理是建基于一種現實的、理性的交往共同體之上的倫理形態，其核心是平等性和公正性。這也就是要求整個對話雙方要在相互理解、平等和民主的立場和基礎上來進行，其所要體現出來的是現實的人的理性，而不是所謂的先驗意志，是一種構筑在多樣性、異質化的總體統一，其并不意味著對差異和個性的必然抹殺[1]。
具體而言，作為普通消費者，如果轉基因食品廠商不主動進行標志，其必然難以獲取到隱秘的信息，消費者極有可能在不知情的前提下被迫違背其個人意志而選擇轉基因食品[2]。而食品作為民眾必需品，屬于公共物品范疇，具有非排他性和非競爭性，在資本利益的驅動下，如果政府沒有強制要求，肯定不會主動公示與眾，那么，社會民眾的權利和社會責任將何去何從？ 因此政府應制動在轉基因食品標志政策方面挑起擔子，聯合社會各界，發揮好龍頭作用，強制要求并監督食品廠商將詳細信息公示與眾，充分尊重和保障消費者的知情權和消費權，讓民眾真正的根據自己的偏好去自由選擇食品。
轉基因食品背后的責任倫理原則考量
責任倫理是時間跨度比較長的倫理原則，不僅我們現存的人是其道德管轄對象，那些現在尚未出生的人也是其道德對象，即使這些人現在不可能提要求。正是由于責任倫理的這些個理論特性，所以，運用責任倫理的思維非常適合用于分析轉基因技術等創新問題。轉基因食品從本質上探析是技術發展的產物，因此其潛存的安全性風險在短短的一二十年之間很難完全表現出來，但是這又不能保證轉基因食品不會對我們自己和子孫后代造成嚴重影響。
因此，在尚未明確證明轉基因食品不會對人類及其后代身體健康造成影響前，我們應該對其采取“有罪推定”的策略，采取嚴格的安全風險監督與管理系統，對任何要上市的轉基因食品都要進行嚴格的科學的檢測，奉行食品首先要安全無害的生命價值基本原則，以期能盡可能早的發現任何可能對人類生存健康有影響的因子[3]。
習近平總書記曾說過：“我們既要綠水青山，也要金山銀山。[4]”人類作為自然界的一部分，我們做任何事情不能光顧我們自身，我們也要對除人類以外的自然界、生物圈整體負責，履行保護的義務。在我們大肆運用轉基因技術取得我們想要的結果時，又有誰曾經考慮過生物圈所有其他生物的感受，特別是那些有意識的自然界相對高級的生物。作為地球的一份子，它們應該受到人類的尊重，它們有自己的基因不受轉基因作物污染及按照自然界規則自主選擇基因交流、傳播的權利，而轉基因技術及其作物的出現則完全使得自然界原有的的權利規則秩序被打亂，人類無視自然生物的權利需求，片面地追求技術經濟效益而忽視了生態效應，結果必然會受到大自然的譴責[5]。我們要整體地看待問題，綜合考慮經濟效益、社會效益、生態效益，把握好轉基因的“度”。自然界無時無刻都有基因漂移、重組的發生，如果限制好轉基因的使用范圍和深度，明確使用領域范圍把轉基因技術圈住在倫理道德允許的盒子里，讓轉基因技術的發展給人類社會帶來更多更大的紅利[6]。
其二，轉基因食品的出現對社會公正原則造成了很大的沖擊，由此導致的某些不公平的社會現象必須得到重視。瀏覽轉基因食品的銷量，不難發現轉基因食物像是中低階級人口的專屬，富人對轉基因食品的需求并不大。特別是在歐美，轉基因食品被大量當做福利政策糧，而這個奇怪現象背后卻是社會權利、社會風險和社會責任的不公不正[7]。轉基因食品的價格優勢使得中低階級人們被迫選擇它，而綠色食品的價格會越來越高，使得更多的人們又被迫去選擇價格更加實惠的轉基因食物，而這樣就會導致另外一個現象的產生，即轉基因食物的安全性風險絕大部分被中低階級的人群所承受，而那些享受轉基因食品巨大福利的人群卻不會選擇轉基因食品，顯然社會公平公正原則遭到毀滅性沖擊，在這個所謂的越來越發達、先進的社會里，最基本的食品領域卻繼發不公平，那么我們發展轉基因食品的目的何在、道義何在[8]？這值得我們深思！
對傳統文化沖擊的倫理辨析
文化倫理指的是各中形式的文化活動中所蘊含的倫理實質、理論形態和旨趣，是文化形成、存在與發展的內核與價值所在[9]。法國哲學家阿爾貝特·施韋澤從歷史發生學的視角指認了文化的倫理本質，他指出“就其本質而言，文化具有雙重意義，文化一方面實現于理性對自然力量的控制之中，這表現為物質文明的進步，一方面實現于理性對人類信念的控制之中。[10]”而這一點則主要體現在倫理精神的進步上。顯然轉基因技術的出現深深地威脅了以自然倫理秩序為基核的傳統文化倫理精神，讓我們不得不去思考一個終極問題：我們人類該如何繼續在這個星球上生存發展！從孔孟之道到宋明理學，我們中國的傳統文化講究的都是天人相應的“和合精神”，這既是中國傳統文化最基本的理念，也是中國傳統文化的核心所在，一切都圍繞其而展開。而轉基因技術及轉基因食物的出現則完全解構并消解了作為傳統文化根底的“和實生物”理念內核，究其原因：轉基因技術及其產品打破了自然固有生態秩序，是內爆了自然生態食物鏈的結果。人類以上帝的視角運用轉基因技術對自然界的密碼—基因進行修飾和重組，使得自然界天然的基因交流屏障不復存在，從根本上破壞了以“師道自然”為基架的中國傳統文化，對傳統文化的沖擊史無前例[12]。特別是隨著克隆動物的出現并持續增加，由于其是無性繁殖，對以男女兩性相合為基礎的人類自然血緣倫理造成了前所未有的沖擊和實質性傷害，甚至整個社會文化面臨著或者已部分陷入“無根”的威脅[11]。前些年網絡上很多關于我們需不需要男人等便是最好的體現。
其二，轉基因技術及其產品并不能重構一套新的社會文化倫理體系。綠色和平組織曾經指出：轉基因理論囿于自身的局限性，既不能證明或者顯現自身的自洽性，也不能證偽或表露出自身的局限性，至少在短時間內很難。轉基因技術及其產品本質上是科學技術，其秉持著單向度的進步理念，追求的更多的是外在的使用價值和利益的最大化，使得其和文化倫理強調對內在價值的追求之間有著難以調和的根本矛盾，這一點在湖南黃金大米事件中深有體現。
食品本性異化的倫理沖擊
顯然，食品在其本性上屬于絕對需要。食品是人類生存的必要正常需求，雖然消費形式因為每個人都有所差異而千差萬別，但是消費內容的客觀實在性卻沒實質性的區別。食品作為人類生存的絕對需要，安全、衛生、營養、健康的要求必須得到滿足。食品需要具有價值合理性和社會正當性。但是轉基因食品的出現卻正在改變這一點，轉基因食品的出現使得作為人類絕對需要存在的食品掉離了人類生存和發展的根本目的，走向異化。一方面，轉基因食品的出現使得綠色食品變得稀缺甚至成為一種奢侈，改變人的需求，奴役人的消費，綠色食品不再是社會各個階層所有，成為某些特定階級的專屬。另一方面，轉基因食品成了不良利益相關者牟取暴利和不義之財的工具，經濟利益的考慮優于生命價值的考量。在經濟利益面前，道德和良心無影無蹤，食品已不再是食品，其本性悄然間被分崩離析，甚至成為資本的傀儡，轉基因食品的利益相關者為了能通過食品獲利，完全以經濟利益為導向而忽視食品的本性，一切都變得唯利是圖[13]。
要想逃離轉基因食品導致的食品異化困境，讓食品回歸其本性，我們更需要食品倫理原則的道德監督、規范和指引。就食品的本質而言，食品安全應該是人生活的必要條件和手段，而不是生活的目的和歸宿。食品安全倫理既是要解決的食品安全問題，也是人類自身發展的需要，食品安全倫理是關于食品安全問題及人的生活本身不可或缺的價值維度[14]。
部分學者認為轉基因食品是解決全球糧食危機的一個契機，存在已久的全球饑餓問題有望得到實質性的改變，促進世界的公平正義。但轉基因食品的背后潛藏著的卻是資本的影子，資本家不是慈善家，更不是上帝，其目的是追求資本經濟利益的最大化。轉基因食品讓世界上的貧困人口充當試驗品，導致一些不公平正義甚至有違人類基本道德的事件的產生。因此我們不能一味地為了經濟利益而去追求單向度的技術發展，應在整體上全面對轉基因的利弊加以分析和考量。要重視其可能對社會公平公正和倫理道德帶來的沖擊，哈貝馬斯的對話倫理和漢斯·約納斯的責任倫理中有關不同交往主體的平等性、公正性和責任性、發展性思想，為轉基因農作物研究真正走向人與自然和諧發展、物性與德性兼顧、科學與人文相結合的發展道路提供了重要理論范式。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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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簡介：彭順利， 男，廣西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研究生，研究方向國外馬克思主義研究
彭順利
廣西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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