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法律規定，在市場上故意出售腐壞的干肉或者鮮肉，罪同投毒，如果導致人死亡，賣肉者要處以絞刑。

　　中產階級所追求的優雅生活，包括食品的質量和安全，很難由生存在那種骯臟和絕望的貧困中的工人來提供。

　　“賤民”不可能造出安全的食品

　　文|彭小瑜

　　上海福喜食品公司為麥當勞和肯德基提供過期的肉類加工品，此事最近被披露后，食品安全這一日常生活中的難題再度引發人們的議論和憂慮。我們在無數次關注和發聲之后，還能否提出新的、真正有助于破解這個難題的看法?

　　莎士比亞在《威尼斯商人》里面把高利貸者夏洛克描寫得無情冷酷、唯利是圖。故事反映出當時歐洲社會對猶太人的抹黑和迫害，還折射出我們通常忽略的、西方市場經濟勃然興起當中的另一個關鍵因素，就是對商人貪婪的批評。夏洛克和他的宿敵安東尼奧的矛盾是，后者在當地提倡無利息的借貸，妨礙了前者的生意。在真實生活中，夏洛克一般是有德行的，他熱衷于牟利，但是也有道德自律，否則會受到法律的制裁。中產階級文化始終應有這種兩面性，以維持市場經濟的健康運行，但是效益和德行二者失衡的情況的確會發生。

　　食品作為市場上的大宗商品很難脫離工商業者貪婪的玷污，并且可能危害人的健康和生命，所以自古以來就是法律關注的對象。中世紀歐洲城市對各種食品有嚴格的質量和價格管制，把葡萄酒、面包、肉類和油脂的產銷都組織在行會里面，力圖對惡性競爭和貪婪進行抑制。行會對以次充好嚴厲打擊，提倡職業精神，強制規定從業者要有長期的學徒期，對質量的看重近乎于一種宗教崇拜。當局禁止人們在街上隨意出售食物，嚴格限制從事食品產銷的業主的人數，要求業主在作坊前臺或者市場上銷售，以便于監管。市場上常年擺放著頸手枷，出賣劣質食品的人會被銬起來示眾，慣犯會被驅逐出境。

　　《唐律疏議》比較系統地反映出中國古代食品法的特點，其中一部分涉及給皇室和官員準備的餐飲，另一部分涉及市場上出售的產品。準備御膳的廚子如果揀擇米菜不干凈，咸淡不適宜，杖一百;如果在食物中混入污穢之物，判服苦役兩年。如果廚子違背了御膳的傳統禁忌，譬如把莧菜混入鱉肉等等，則會被處以絞刑。同樣的過失，如果是在給官員準備食物時發生，處罰會減半，譬如食物不干凈的處罰是杖五十。肉食是古代最不易保鮮的食品。唐代法律規定，在市場上故意出售腐壞的干肉或者鮮肉，罪同投毒，如果導致人死亡，賣肉者要處以絞刑。因此，一旦發現肉食已經變質，制售者必須立即焚燒銷毀，否則即便無人受害也要受罰，杖九十：“脯肉有毒，曾經病人，有余者速焚之。”如果腐肉沒有被迅速銷毀，那么一旦有盜竊這些肉的小偷食用后死亡，法庭將按照過失殺人罪處罰涉案的肉販。

　　也就是說，即便在不安全食品還沒有被故意出售致人受害的時候，制售者依照唐代法律也可能要被重罰。這一思路難道不是我們當下可以借鑒的嗎?

　　更加關鍵的是，古今中外的人們在談論食品安全的時候，都未采用恩格斯在《英國工人階級狀況》里面采用的社會分析方法。18-19世紀工業革命之后，中產階級，無論是工商業者、知識階層還是其他專業人士，成為西方歷史上講究優雅生活的第一個龐大群體，數量遠遠超出封建時代少量有教養的教俗貴族。他們對個人愛情和細膩的審美品位都有前所未有的投入。即便是在商業競爭激烈的市場經濟環境中，簡·奧斯汀以及勃朗特三姐妹的情感小說都強調愛、親情和美德能夠戰勝生活中的困難，包括經濟的拮據。恩格斯卻把眼光投向中產階級的安逸生活之外。他尖銳地指出，這一時期的勞工階層不僅居住在臟亂和被污染的狹小空間，而且“給他們吃的食物是劣質的、摻假的和難消化的”。他們在道德上也因為貧困而變得麻木和絕望，酗酒、嫖娼、虐待孩子、家庭破碎是最流行的幾種毛病，而且“所謂義務教育也只是在名義上存在”。

　　中產階級所追求的優雅生活，包括食品的質量和安全，很難由生存在那種骯臟和絕望的貧困中的工人來提供。有意思的是，恰恰是一家出色的食品制造公司，即生產牛奶巧克力和怡口蓮的吉百利，憑借老板理查德和喬治私人的努力，在英國成功進行了社會福利政策的實驗。這兩兄弟在1879年把糖果廠由伯明翰搬遷到鄉間的伯恩維爾，為工人們建立了夜校和保險制度，還在那里為他們建造了313套花園住宅，使之成為現代英國花園城鎮的先驅。

　　現代社會對食品安全的高度關注往往是一個成熟中產階級出現的標志。他們對高品質生活的追求不應該簡單建立在對偽劣產品的防范和懼怕上，而是應該建立在對整個社會的關愛之上。當我們遭遇著名外企餐飲品牌質量墮落的時候，震驚和失望之余，我們常常忘記詢問的是，在這些企業里面的工人待遇和狀況如何?頻繁發生的質量事故與工人的情緒和心態有某些關聯嗎?他們的工資足夠他們過體面生活嗎?

　　親身從事生產的農民和工人絕非二等公民。他們應該是快樂、健康和有教養的，應該得到社會的尊重，應該有機會上升為中產階級。只有到那個時候，人們追求的優雅和安全生活才是可靠的、可以伸手觸摸得到的。